单纯的摘抄，因为没办法发在简中平台上所以这里做个备份

如果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艺术的起源处，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先锋派”的原始面孔本身就是双重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交织在同一张面孔上，构成了人格与情感的复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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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先锋艺术似乎就注定了矛盾的命运：一方面，特殊的政治与历史现实要求艺术家们承担社会责任，开展道德批判，充当良知的舌头；另一方面，艺术有其自身的道德律，那就是关注语言与形式本身，尽可能地超越现实生活，创造出充满欢乐与幻想的另一个世界。因此，就像美国文学评论家海伦·文德勒曾经以“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来评价某种写作的形态，我们的艺术家也总是徘徊于这双重的迫切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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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阅读期待强化了这类作品的价值与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一个问题得以被显明出来——人们会问，这些以“个人/社会”二元对立模式建构起来的作品，是否因为处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被置于焦点，才显得如此重要？一旦它们丧失了所针对的历史语境，是否也就丧失了自身最主要的价值？更糟糕的是，如果说那些艺术家在陷入自我复制的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个人思考与新的、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脱节，那么，如今泛滥于当代艺术之中的各种政治化符号和图像，则几乎是一种艺术思维的惰性与奴性表现，一种先锋身份与商业回报之间的润滑油，一套伪造的“中国牌”——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借助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很多所谓的艺术家其实是在掩盖自身的贫乏，见证与批判正在成为一种空洞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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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如此困境的原因，在于当代艺术对于社会主义历史所进行的单一的政治化解读，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模式，艺术创作的思维由此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令人联想到长期旅居西方的台湾作家苏友贞所言的“禁锢的内移”，这种内移“其实是集权政体下的另一种伤亡，虽不如那些外在的禁锢与限制（如书禁、言论限制、穿着条规、行为规范等）显眼，却真正应该叫人心悸。由于极度的失去自由而产生的抗争心理，将万事万物都化约到‘压迫与解放’的思维上……这种禁锢的内移，无声无息地将人的思想导入一线前进的轨道，不论是顺服或是反抗，都只沿着一条窄小的轨迹，目不旁顾地前行”。
但是，声称在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艺术对于政治作出反应，也会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的体制未获根本改变，只是我们所面对的意识形态变得隐形、变得更为狡黠了，它赋予了自身以巨大的弹性，如同一面透明的、并且被推远至日常生活尽头的墙，往往又在须臾之间显露出它真实的面目，足以令人感受到它一如既往的高压。

#碎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