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闲着没事坐那和白人友人谈论全球难民问题,尤其是英国这边收留叙利亚难民的问题,起因就是最近那个Bell Hotel收治难民的事件,以及后续一系列的英国本地居民聚众抗议冲突。最开始是这个白人朋友跟我提起来的,说“英国政府把叙利亚难民安排进四星级酒店还给他们每人每月2000英镑的补助”(后来经过我的信源核实发现这是谣言,我后面会讲)、“拿着豪华手机在街上游手好闲”(也是谣言)等,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英国本地居民的不满,并在难民聚集区楼下聚众抗议。这个白人朋友起先站在英国人这边、和我控诉这些难民有多么高的犯罪率,强奸附近学校的未成年学生(这件事后来也被官媒报道为谣言,但性骚扰事件是存在的)云云。尽管听说了这种新闻当地居民生活安宁被扰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在英国居住十余年的人自然也不会对这些问题不闻不问,但我总觉得这种观点里面有一丝别扭。我在进行事实核查前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觉得舆论的聚光灯在政府的引导下聚焦在这些难民的缺陷上了。强奸与其他犯罪在叙利亚难民被引渡进英国之前并非是不存在的;白人本地人的犯罪率也依然常年居高不下(这点我后面找到数据支持了)。那么这些白人住户之前为什么没有去抗议自己本地居民的犯罪呢?我认为这个事的核心矛盾的点应该是政府的不作为。我这个白人朋友听了有些动摇,但还想为自己原先的观点狡辩,他声称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抗议政府不作为的呀。(此时镜头正好给到三位英国白人受访者在同一种很愚蠢的很privileged的方式控诉叙利亚人,并拿出了他们的宗教作为反例:这些人九岁就允许结婚了……显然他们并不深入了解这个宗教以及信仰这个宗教的群体。)我反问他,那为什么他们的抗议地点在这些叙利亚难民的楼下,而不是英国政府大楼的楼下呢?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又提出一个新论点:“我作为一个欧洲的移民公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给英国政府交了不少税,这才成为了英国公民,凭什么这些人随随便便坐艘船就能入境在这里安定,每月还能领钱呢?”他因此感觉到不公平。我问他那么你来到英国的此前一生也是和这些人一样,生于长于一个战乱国家、无法受教育、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保障,居无定所也没有任何民族归属感吗?如果是的话,你或许有条件感到不公平。他又被我问住了。最后一问,是我的继续推进,我说你的这种言论就像是一个privileged hater会提出来的,你没有看到这件事的全局,只是像飞蛾扑火一样被舆论操纵到了全球难民问题的矛盾产生中心的聚光灯下。他反驳说那么我认为你的这种人人都需要被公平对待的想法也是一种身在高位的人傲慢的态度,你认为这些人很可怜所以才会这么想。我听完之后仔细内观了一下,发现我真的没有这种想法,我阐述这种不公平时是将它当作一种事实来阐述的。而我相信公平应该被尽可能深入地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身上去实现,这种相信也是出自一个非常纯粹的地方的。我真的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有权将另外的国家变为自己权力斗争与资源争夺的战场。
我之后在数据查证过程中首先是发现了一个很讽刺的事实:实际上这些战乱地区的难民主要被邻近的发展中国家所接纳,而非富裕西方国家,例如,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与战区接壤的国家分别收容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远超欧洲各国接纳的规模。根据国际救助机构统计,全球难民约84%由中低收入国家收容,而世界六个最富有的国家仅接纳了不到全球难民总数的9% (这其中就包括了英国)。原来这些英国本地人和欧洲白人移民叫嚣的难民收治过度根本就不及总比的百分之十。而且英国的难民收治比例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面都是相对偏低的,我记得好像是排到第十四还是十五。【信源:http://t.cn/AXv9POz1’s%20refugees,http://t.cn/AXv9POzd】
不过近年来,英国难民庇护申请的比例确实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对于本国居民来说,这一变化的确有可能造成一种事态正在滑向不可控局面的体感。于是接踵而至的一个矛盾点就是难民在英国的安置政策和成本争议问题。我专门按照官媒相关新闻的发布时间线去追踪了一下,发现英国政府在收治这些难民的功能性表现方面一直都处于落后的状态。难民寻求政治庇护的申请一直积压严重(这个我一点都不惊讶,英国政府处理各类外来事务申请的效率一直都是极其低下的),截至2024年中旬有约22.47万宗庇护案件尚未结案,其中8.8万等待初步裁定,近13.8万则在初次被拒后进入上诉或遣返阶段 。正是因为庇护审批的滞后,大量申请人一等就是数月甚至数年,使得政府不得不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宿。这才引发了如Bell Hotel这样的关于英国难民安置问题的一大争议:政府转而将寻求庇护者安置在酒店。早在2019年,英国内政部就与多家酒店签订了长达10年的合同,把部分酒店空置客房用于安置难民,预算高达19亿英镑 。随着申请人数飙升,2021年以来使用酒店安置的规模迅猛扩大,一度全国有超过220家酒店、近5万人在住 。到2024/25财年,政府在酒店安置难民上的支出高达每月1.08亿英镑 。换算下来,平均每名寻求庇护者每晚的住宿成本超过百英镑,等于每人每月约2,000至3,000英镑的开销,所以2000镑的数目并非讹传的政府给每位难民的每月补助,而仅仅是他们的安置成本。这些高额费用并非直接发放给难民个人,而主要是支付给提供食宿的承包酒店和服务公司 。实际上寻求庇护者本人能拿到的生活津贴十分有限。根据一个数据库网站fullfact.org的记录,如果庇护申请者住在提供三餐的集中营地或酒店,每人每周仅有约9.95英镑零用金 ;即便是在提供炊事设施的宿舍自行购食,成人每人每周也只有约49.2英镑补助 。这相当于每天仅7英镑,仅够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开销,英国公益机构的事实核查也表明有关难民“拿着高额现金补助、配备豪华手机”的说法属于严重失实;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设有限制刚刚入境的难民寻找工作的“缓冲期”,通常为期十二个月,在这十二个月内,领取公积金补助和求职都是不被允许的。绝大部分难民实际上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在安置国稳定下来,“我不需要免费的房子或食物。我只想快点拿到难民身份,然后我可以工作养活自己,付自己的房租” ,“只要不让英国人觉得我白拿好处”。【信源:http://t.cn/AXv9POzd,http://t.cn/AXv9POzg,http://t.cn/AXv9POzr ,http://t.cn/AXv9POzD ,http://t.cn/AXv9POzD】
最后我来补充一下这个关于安置难民正当性的基本概念好了,以及为什么近年来大批战争频发国家的寻求庇护者来到欧洲发达国家寻求帮助。从全球视角看,冲突造成的难民主要由邻国和发展中国家承担,本就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却常背负较小压力 。例如英国国内有人抗议安置了几万难民,但仅乌干达一国就收容了同等甚至更多的难民,却几乎没有全球媒体关注。再例如中东战争中,黎巴嫩、约旦等小国的人口中难民占比高达四分之一以上,远超英国的难民占比0.6% 。Oxfam等国际组织呼吁富国应承担与其国力相称的份额,不应让最贫穷国家独自承受难民潮带来的教育、医疗和治安压力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社会讨论对几万难民的安置开销时,也许需要对比一下那些更穷国家为百万难民提供庇护所付出的代价。公平并非只在国家内部考量,也应有全球尺度的衡量。当发达国家因战争介入或历史殖民而与一些地区的动荡有间接关联时,为逃离战火的人提供避难,本身也是国际义务与道德责任的一部分。国际公益组织UNHCR(联合国难民署)也在一份信息普及类的文件中说明,1951年《日内瓦难民公约》明确规定:避难申请者由于逃亡紧急无法合法入境的,不应仅因非法入境行为而受惩罚 。换言之,国际法承认战争难民很可能“无证而来”,但出于人道不得拒之门外。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本地公众明白:难民并非存心违反规则,而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从宏观的人角度上看,现今发达国家因战争介入或历史殖民而与一些地区的动荡有间接关联时,为逃离战火的人提供避难,本身也是国际义务与道德责任的一部分,但这一点如今并不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本地居民所理解。【信源:http://t.cn/AXv9POze,http://t.cn/AXv9POzk 】
https://m.cmx.im/@yuanhuan/115078119588673630
⚠️以下内容包括对性侵害的科普,可能会引发不适。英文部分来自于我之前制作的性诱奸科普作业。
🈲本文可以转出毛象,但需要去掉我的名字。禁止用于有盈利的自媒体账号。我之后会在主流互联网平台发布更全面严谨的性诱奸科普和自助资源。
我借这个帖子科普一下,这里面提到的行为是非常典型的adult grooming,成年人性诱奸。这里面出现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
🔴 诱惑(enticement):有目的地提供赞美、关注或机遇,以降低犯罪目标的防备心理,或让对方欠人情 (the strategic offering of praise, attention, or opportunitiesdesigned to lower defences and create emotional debt.)这里是夸赞对方,表示自己对对方有好感,暗示恋爱关系。其他常见的手段还包括暗示工作晋升的机会,当着其他人的面偏心犯罪目标等等。这一策略有时也和bribery(贿赂)合并,可能体现为送高昂的礼物等等。对象不一定限于犯罪目标,也可能是其周围的支持网络,目的同样是赢得信任,获取犯罪机会。
🔴胁迫(coercion):在不需要明确的口头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施加心理压力使其就范。 研究表明,胁迫性诱奸通常利用负罪感、义务性强迫、情感操纵或权威来让当事人无法拒绝。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to comply, without the need for explicit threats. Studies show that coercive grooming often uses guilt, obligation, emotional manipulation, or simply adult authority to override consent. )这也是为什么成人性诱奸经常是权势犯罪,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和年龄的不平等一样危险。它不使用暴力,也不一定会说出可以被明确采信为威胁勒索的语言。但是它依然让性同意的反面——性拒绝——变得极度困难。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酒精、毒品(substance)的参与,目的都是为了让犯罪对象难以抗议。
🔴孤立(isolation):这一步骤是几乎所有性诱奸都会出现的。它指的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独处,还包括在人际关系上的孤立。它几乎会出现在性诱奸的每一个阶段:目标筛选、接近目标、犯罪实施、犯罪后的风险管理。犯罪分子会尽量挑选犯罪目标人生中较为孤立的时刻和场景接近犯罪目标,通过使用上述手段和其他手段防止目标在犯罪前中后向他人求助,或阻止他人为犯罪目标提供帮助。除了迫使犯罪目标和自己共处于孤立的物理空间,他们还会提供心理操纵让犯罪目标产生耻感,向他人抹黑犯罪目标,等等。孤立是犯罪分子能和犯罪对象形成长期剥削性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初次犯罪后,犯罪对象身边的社交关系可能已经遭到了巨大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源于犯罪分子已经花了大量精力引起他人对犯罪目标的嫉妒,取得犯罪目标亲友的信任,营造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破坏对方的社会形象。也可能源于性侵害本身(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创伤性的,PTSD反应会引发犯罪目标的行为异常,例如性格变得暴躁易怒、充满惊恐,语言表达能力下降,不愿与人相处,对他人的帮助意图感到警惕。这些反应本身就会让犯罪对象更容易处于孤立中。社会对性犯罪了解的有限和冷漠也可能让犯罪目标很难获得有效的帮助,继而持续遭到侵害
这就是为什么更多人需要了解性诱奸,知道成人也能groom 成人。因为如果我们不支持受害者,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成为犯罪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林奕含会说性犯罪是整个社会的诱奸。
其实,除了《许三观卖血记》这种小说,高耀洁本人写的书,好像只有一本在国内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我的防艾路》。
《我的防艾路》开头序言就非常可怕:高耀洁走访艾滋村,走进破败房屋,见到梁上悬着年轻农妇的尸体,她已经自杀,两岁幼儿啃着尸体的脚踝哭喊“下来、下来”,后来幼儿也死了。还有小血站,满地血迹,杀猪一样,空气中全是血腥味……
图1:2004年山东农民争先恐后排队卖血
图2:2004年高耀洁去见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李克强跟她去艾滋村
图3:2005年山东农民为了卖血改身份证年龄、跑不同地区的血站,可以多挣钱
图4:2007年广东揭阳的血霸、血头和圈养的血奴,血奴吃药卖血,血头和血霸收钱
(接下)
今日份的“老子到处说”:201X年去过安徽的某个“艾滋村”。有一个机构A,在那个艾滋村服务了很多年,帮助村民获取药物、帮助村民的孩子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A机构找到了我当时所在的NGO,希望我们能够和村里的女性合作,让大家有点事做、或者至少做一些娱乐活动。因为我所在的NGO当时的工作是在全国各地的村庄,支持村里的女性做一些生计项目、性别平等项目、或者文化活动项目。
在进村之前,我们只联系了村里的居民,我和A机构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一起,火车转大巴转出租转农用三轮车,舟车劳顿进了村,发现公安的警车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们了。第一反应是公安你们要来不如早点说,我还可以蹭你们的警车进村……
和村民沟通的全过程,都有警察坐在旁边听。于是和A机构的合作没有下文,再然后,A机构也越来越“敏感”,遭受过几次不大不小的网暴和各种审核,越来越没有做事的空间。
@shine 在那个村子里走了走(当然有公安全程监护),村里的路修成了整整齐齐的水泥路,房子也修成了二层砖瓦房,村民每个月可以去村委会领取免费的抗逆转录药物——这些都是政府乐意宣传的“仁政”。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当地身患艾滋病的村民不被允许出去打工,偶尔和外人的接触都会被严密地监控。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一代人关在修缮一新的村子里,慢慢等他们死。等这一代人都死了,喊冤的声音就永远消失了。极少数公益机构,比如A机构,在一段时间内被允许和村民接触,但能做的服务也只能限于本地,或者限于下一代的孩子。而且这一切的前提还是A机构的负责人拥有普通机构难以想象的强大资源、并且极为长袖善舞。但即便是这么厉害的A机构,在2020年代也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管控越来越严。回过头看看,发现大家都只是政策的缝隙里侥幸做了一点事。现在那些缝隙也逐一被堵住了。
rt 里根政府就是想让‘同性恋癌症’杀死所有同性恋,哪怕共和党里不断有人因为hiv死去,哪怕里根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异性恋也会传染hiv,他们就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预算,没有任何疫情控制,当rock hudson感染和去世才终于让hiv到了美国舆论的水面上,即使如此,也是把hiv焊死在男同群体上,即使如此,在已经出现了异性恋女性感染的情况下,里根政府依然恬不知耻地把hiv的传染归结为双性恋男子在传播,这也是美国文化里面对双性恋根深蒂固的恐惧和厌恶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双性恋都很脏’。hiv终于被视为一个公共安全问题,是出现了一个11岁的儿童患者,而且他的家人想要救他。政府依然试图诬陷一个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家庭,他们为了救孩子,不惜挑起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这个诬陷没能成功,这才终于引起美国社会的恐慌,一个11岁的白人男孩也能患上hiv?那所有人都能。可是有什么用呢?这个流程在hiv抵达每个国家,感染扩大,都会重复一次,完全都一模一样,是这些恶心的保守派异性恋杀死了这些人,他们本来一开始就能阻止这个问题扩大,但是不,他们要说,这都是同性恋的问题。
https://m.cmx.im/@ChasenKelp/115043190580541062
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可能会影响艾滋感染率的困境是性剥削,尤其是早年间。西南地区因为贫困等等原因,有非常多女性不得不外出务工,其中大部分女性既缺乏有竞争力的学历,又缺少技术、本钱和其他就业资源。当这些女性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来到陌生的省份,他们比本地人更难找到性价比高的所谓好工作,甚至连了解靠谱的务工渠道都是很难的事。经济的困境、大量的就业陷阱和诱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保障体系在住房等方面的薄弱,让这些外来务工女性很容易成为性产业剥削的猎物。即使不通过性途径感染艾滋,色情产业也往往伴随着半强迫性的毒品传播,让性工作者暴露于血液途径的感染风险之下。除此之外,西南地区也曾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贩卖过程也可能涉及色情毒品交易,或者非买卖性质的性剥削,买方也可能本身就携带有艾滋,而整个人口贩卖的过程无疑增加了传染地理路径的广度和复杂度。这两个例子体现的都是基于性别暴力增生的由女性和全社会背负的公共卫生风险。
这个可以直接补充:
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研磨出来的面粉大约只有中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是不足以做法棍的,中国现行的低中高筋面粉沿用的是日本制粉的面包方式以蛋白质为衡量标准(最出名就是日清制粉的山茶花高筋紫罗兰低筋),法国则使用面粉彻底燃烧之后剩下的无机物来区分面粉(这种俗称灰分可以理解为面粉灰分更大则研磨度更粗残留的灰分更少)比如最常见的t45用于制作甜面包和甜点,t55则是基础粉,是个各种法式硬面包,丹麦类,可颂,布里欧也包括前面的甜面包。两位个人感觉对应的其实是日本制粉的低中高筋的低中和中高的中间态。
甚至去到t130和t150也可以用来制作黑麦面包沙瓦豆全麦面包,去到这么大的灰分在日本制粉和中国面粉就直接称呼为全麦粉了。
以及面粉都是面粉,法国原产地的面粉运过来特别是t55他的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快,高筋面粉的保质期仅六个月,如果是海运加上仓储销售,营养会损失很多,同样的风味就会减少(不同制粉上面的麦香味有些区别)当然这不是必要因素。
水的软硬程度也有关系,软硬水和水的酸碱度,水在面包中的作用主要是糊化(你可以粗略理解为粘合)产生面筋,作为溶剂,控制粘稠度稠度和给酵母生长提供空间。
软水或者软化水会让面筋显得过分柔软,骨架松散,容易出现塌陷,而且粘性过大。
水质过硬的情况下会让面筋硬化抑制酵母生长,最后的成品张力不稳定。
工业酵母的使用但我不认为法国的燕子酵母和中国的安琪酵母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一样好用。
老面/鲁邦/酸种就是看人品和气候了,关键看最后生长出来的优势菌群是什么。
看过 Michelle Wolf: Nice Lady 🌕🌕🌕🌕🌗
https://neodb.social/movie/2TYJnfl8BOPuYx6XAS7iYR
文本一流,更好笑的可能是这些东西放到现在讲都还依然算“先进”
rt 茧中网人很喜欢拿四川男同多所以hiv占比最高、美国上世纪因为性少数传播hiv所以系统性压迫他们等这些结论反推历史的谣言来甩锅性少数,真的很气人
除了血祸之外,西南地区艾滋传播还和早年毒品交易泛滥有关,以及部分偏远地区宣传不到位、一些封建习俗等,在统计数据上占比很高
还有在美国亚文化历史中,因果更是完全颠倒,就是因为对性少数的歧视与压迫,才让很多医疗机构根本不会接待艾滋病早期患者,放任他们等死。而很多酷儿群体没有钱看病也根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有很多会去从事性交易,那些“上流”社会的嫖客的传播病毒的重灾区,但是他们可以掩盖事实保护颜面再接受治疗,很多性少数在完全对这个病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携带者
流水线工厂的工作,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描述中属于“重体力劳动”。
不过在中国打工圈的普遍语境中,这属于“轻体力工作”(重体力的是矿工、建筑工、农民之类的),因为这种工作对人的体力要求其实不高(不然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工厂童工了)。
虽然轻体力,但是这种工作对于精神的负荷极其巨大:
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几年前打工那会儿,有一天某岗位缺人,我被分配到了一个组装遥控器的流水线上。
(这种流水线工厂没有所谓固定岗位,工人随时会因为哪儿缺人而被安排换条流水线)
我们这条线的工人每人被分配到了组装四千八百多个遥控器的任务。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我粗略估算了一下:
我厂两班倒轮替,每班工作12小时,我是夜班,凌晨12点有30分钟吃饭时间,凌晨4点有15分钟休息时间。实际工作时间11小时15分钟,也就是四万秒出头。
平均需要在8秒左右组装一个遥控器。(这还没计算上上厕所之类的时间)
那款遥控器的组装并不是把两片遥控器的正反壳子一拼就完事了的(如果那样,啪叽两声就可以拼好一个,8秒太宽裕),遥控器生产全流程到了我们手上时有三个部件:
除了正反两片塑料壳子,还有软胶质的小颗粒(遥控器上的按钮),我需要先把按钮嵌进遥控器正面壳子预留的镂空里,然后再把反面扣好。
而按钮是极软的,用力稍大就会穿过镂空从另一边掉出来,用力小了又嵌不进去。必须用巧力刚刚好把按钮留在正面壳上,然后安装反面时还不能让按钮掉出来。
刚开始我甚至半天都组装不好一个,总是会让按钮掉出来。
而我却需要在几乎连续的11小时15分钟内,用我的双手,把同一套组装遥控器的动作,循环重复四千八百多次。
我的同一片肌肉,需要把同一类发力,反复做四千八百多次,每次需要在八秒之内做完。
肌肉在工作后期的劳累,在这儿反而是次要的(虽然把同一小片肌肉重复使用四千多次还是很恐怖)。重要的是,我的大脑必须要集中精力,在内心把这同一套流程思考四千多次。
这比把同一个单词抄写四千次恐怖多了。
毕竟单词写多了有肌肉记忆,后期脑子不动也能写出来。
组装遥控器不太行,走神了就组装不准。
我身边的工友们,各个都是身经百战的,不像我这种打工菜鸟。
有的人是组装得飞快,但是每天到了上班后期也是精神累大于身体累(而且肌肉的疲劳也会反馈给精神),许多人都打瞌睡。
那一天我累死累活干到快下班,也只组装了两千多个遥控器。(让我震撼的是,我身边有的工友居然提前几个小时就做完了一天的产量,做完以后开始摸鱼磨洋工……有人最终组装了五千多个)
最后临近下班时,是其中一个好心的工友送了我几百个组装好的遥控器,让我当成我的产量交上去交差,帮我凑够了三千六百多个的及格线,才让我那天勉强混过关……
(当时我感动得都要哭出来了。我跟那个工友几乎完全不认识……连话都没有说过几次,他却把自己的工作产出一下子送给我那么多)
(我对我的工友们的印象是,普遍都长着一张极其老实巴交的脸,性格也普遍特别老实。后来我想明白,不老实的人根本没有那种心力长期在工厂里吃这个苦。我进厂后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打破了我对农民工的各种刻板印象。)
那次打短工经历以后,我就特别特别理解三和大神为什么宁愿睡大街、吃挂壁面,也要多休息,也要少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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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哇周师转了这条嘟文。那我想多写一点零碎的文字来记录我在工厂的见闻:
(a)我进厂之后发现,我的工友们的年龄段普遍集中在九零后。偶尔能见到看起来比较苍老的中老年。(我没有遇到过年龄比我小的工友)
而且除了我之外,我遇到的每一个工友都是农村人。(指户口)
(从工友之间的聊天中,我还发现,原来现在农村户口的人与城市户口的人,几乎形成了生殖隔离。工友们有很多都是跨省结婚的,但是ta们跨省结婚也只会是和别的省的农村户口人结婚,在ta们的意识里几乎没有和城里人结婚的概念)
(b)我进厂之前对于农村人其实是有某种刻板印象的。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老家在农村的人。节假日回老家的经历、网上对农村里中式恐怖故事的阅读,让此前的我对农村的非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某些比较负面的刻板印象的。
那次进厂经历打碎了我对于农村人、农民工的几乎所有刻板印象。
我意识到其实我印象里的相当多底层之恶是来自被娇纵坏了的城里人……农村有农村的中式恐怖不假,但是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许多偏见都是严重失实的。
(c)我是因为有亲戚在厂里上班,所以才进这个厂打工的。因为这层关系,我是厂里的正式员工,有正式的劳务合同。
而除了我之外,我遇到的每一个工友,全部都是劳务派遣的临时工。也就是理论上来说,这些人都不是工厂的雇工。
(d)然而,和网上对于“临时工”这个身份的负面描述恰恰相反。我震惊地发现,我身边的这些临时工们,工资是远远高于我这个正式员工的。
明明工时差不多长,都是每个月320个小时以上的工时,我一个月到手工资4500+。
而我的临时工工友们,普遍能有6000+的工资,有的还有7000+甚至更高。(深圳工人的收入在全国民企工人里是顶级的。)
后来我一番研究,发现:原来,墙内互联网所说的那些“悲惨的临时工”,指的全部都是国有垄断单位的临时工。
这些被国有垄断单位雇佣的临时工,没有一种叫做“编制”的东西。干着和体制内的有编制者一样的活儿,待遇却远远不如。
而市场经济下的民营企业的临时工,跟这种境遇完全不搭边。
我这样的正式员工,好处就是稳定。以及可以熬工龄、而且工厂给交社保。
而民营工厂如果想要临时从社会上招人,就必须要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依据劳动力市场价格,服从供需关系来招人。再加上临时工没有社保,于是乎临时工的工资就会比正式工高一大截。
(此处的临时工就是我前文提到的“月结工”,不过也有的临时工是把一轮几个月的工期干完再一次性结清工资。深圳这边的普遍情况是,同一个岗位,月结工时薪高于正式工。正式工时薪有的比日结工高,有的比日结工低)
(e)我是进了厂才知道。
原来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流水线工厂,除了富士康这种特别遵守劳动法的以外。都是默认每周工作七天无假期的……对,一年到头来连一天假期都没有。假如你有急事,或者身体受不了了想休息,可以临时向领导请假,工厂视情况会给你批假,但是不一定每次都能批准。
我身边有工友连续工作了很多天想请假,工厂小领导没批。
工友跟小领导说自己一个月没放假了。小领导回复说我五十多天没放假了。(小领导也是工人,只是会负责一些文书和简单的人员管理工作,相对轻松一点)
有一次我偷听工友闲聊:厂里有个工友两个多月没休假,工友们窃窃私语说觉得那个人不要命了。
我因为是小领导的直属领导的亲戚,倒是每次请假休息都会批准。我当时一个月请了三次假,休息了三天(我怕自己休息太多给长辈丢脸,每次都咬牙坚持到十天左右才敢请假),身边有人觉得我休息太多了……
(f)几个月前李老师有一条推文说,深圳某工厂的工人因为老板故意不让工人加班,导致工人聚集起来抗议酿成群体性事件。
那条推文下的留言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条留言理解工人的行为。
大家看起来都完全不理解怎么还有想加班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虽然我也不能完全明白原因,但是因为有那次短工的经历,我特别理解那些工人的行为:
在深圳找工作期间,我浏览了大量工厂张贴的招工启示。
我震惊地发现,原来在工厂这个圈子里。工厂的HR们是会把“我们工厂加班多”当成招聘的卖点,写在招聘广告的显眼位置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测,大概因为在深圳,以及中国的很多地方,那些不当日结工,愿意当长期工的工人们,许多都是指望着多加班来多赚钱的……在ta们眼中,一天要么休息久一点,要么多干点活,工作八小时和工作十二小时对ta们来说区别不大,但是工资却差了很多,加班太少对ta们来说是很划不来的。(有些工厂是均匀时薪制,干多久就是多久的钱。但是有些工厂的基础时薪定得很低,然后到加班时根据劳动法给1.5到2倍、3倍的工资,如果没有加班,工人的工资会少特别大一截)
我在快餐店吃饭时,会偷听身边桌子的人闲聊。
当时是新冠瘟疫期间,我有一次就听到隔壁桌的人抱怨说因为封控,自己这个月加班太少,接下来怎么过啊云云……
(g)在工厂工人圈里有一条禁忌:不要在下班以后打电话找别人谈工作,这是大忌。
这条规矩,是某次小领导休息期间我正好有事,我打算打电话找小领导后,身边的工友大惊失色地严厉告诉我的。因此我印象特别深刻。
仔细想想真的是,工人的休息时间太宝贵了,而且工人真的不欠着哪位领导的什么东西。别想像麻烦白领那样麻烦下班以后的工人。
(h)虽然在深圳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一次打工。但是我反而越加推崇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了:
我发现,我在打工过程中见到的许多灾难性情况,背后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见到的许多好的地方,都是来自市场经济。
我的工友们几乎全员农村户口,背后就来自中国对农民几十年如一日的系统性歧视与资源收割。
我的工友们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背后就来自于党国的力量——每个工友都是单打独斗,ta们无法组成工会等民间互助结社。历史上想在党国组建真工会的人下场都很惨。
工友们被迫原子化,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极权干预。
虽然工友们如此如此原子化。但是哪怕ta们以独自一人之力,与资方单独博弈。也博弈出了这样的生态:
工人们靠出卖力气吃饭,想找个新工厂干活太简单了!ta们根本就不太怕丢工作。
ta们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工厂之间切换,根本就不惧怕个别工厂的普通威胁。
工厂不给放假,ta们也能探索出日结模式自己给自己放假。
有这样的长期温和博弈在,要是有一个“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工人们根本不可能那么被动那么弱势。
(i)上网的时候我经常能见到的一项进步劳工议题是“同工同酬”。
这项议题是说,社会上有许多的人,这些人彼此干着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作,但是收入差距却非常大。明明同工,但是却不同酬劳。这非常不公平,应该改变。
那次打短工的经历里,我也注意到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前文说过,我这个正式工的收入,是比我身边的临时工们低很多的。
正式工稳定又有社保,临时工钱多,看起来也说得过去。
但是前文也说了,临时工之间的收入,差别也是很大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前文说了,民企要在缺人手的时候从市场上临时招人,那么自然就要服从市场的供需关系。于是乎,同一批在厂里做事的工人,有些是就业行情很好的时候招进来的,有些是就业行情不好的时候招进来的。
行情好时可能需要24甚至26元的时薪才能在深圳招到人,行情不好的时候则只需要15块钱就能从市场上招到人了。
同样是每月工时350个小时,时薪15元的工人税前月入5250元,时薪24元的工人税前月入8400元。差了三千多元。这就是那个厂的工人之间收入差别那么大的原因。
这种条件下的同工不同酬,我觉得是合理的。作为市场供需平衡的一部分,在这种用工模式下,工人为了谋取高工资,就会频繁地换厂工作,进而带来市场供需关系的波动,让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到合理的区间。
(对了,至少我看到的众多招聘广告里,并没有区别对待不同性别的工人,同一次行情里招进厂的工人,不分性别,时薪是一样的)
(j)在深圳街头浏览招工广告时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工厂们偏爱女工人。
很多重要关键的工人岗位(比如某些工厂仪器的操作员),招聘广告上会写明只招女性。
这种情况,我在长毛象上也看到过相关讨论。当时象友的说法是,农村那边由于重男轻女情况更严重,所以现在农村的年轻一代人里,被宠坏的男宝的比例太高。而农村女人则普遍吃苦耐劳。工厂的资本家们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女工人真的普遍更靠谱,于是许多岗位就只招女工。
我打工的那家工厂也是一眼望去,女工人的数量明显多于男工。
(所以几个星期前我在微博上看到当时很火的那种 “底层男吃15块钱盒饭” 的说法时真的感觉蛮好笑的。我厂那么多吃10块钱盒饭的底层女,但是那些在微博上发表高论的人并不会知道她们的存在)
(k)说到吃盒饭,我就想起来了。在那个厂,吃饭也是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恐怖故事。
(啊,没想到我居然会写着写着就把alive.bar的每条嘟文5000字的上限用完了,我在下面继续写好了)
(缓慢打字中
富士康N连跳,从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在深圳当过流水线工人听过工友们讨论富士康、围观过关于这件事的讨论、了解过一点富士康的劳工情况)来看,反而是因为那些工人现实的生活太绝望了。而富士康是墙内最遵守劳动法的工厂之一,工人们已经没有(换个好厂)改善一下生活的希望。面对绝望的生活,以及看不到未来的工作,这才引发了连锁自杀。
(富士康在深圳基层工人圈绰号养老厂)
想象明天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