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别的国家但加拿大居民看到这段觉得这一切实在太幽默了（以一种讽刺的方式）：

我和劳拉一起等着过路口，她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原住民。令人畏惧的人生经历、药物成瘾、酒瘾和艾滋病都没能吓退她鬼精灵般的聪明才智。当信号灯从红色的停止手势变成走路的小人时，劳拉说话了，口气里带着些微讽刺：“白人说可以走了。”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街区里同路，整个过程中劳拉都在为自己的玩笑大笑不止，我也一样。

补一些摘抄：

我相信，这是他们企图逃离地狱里淹没式的恐惧、愤怒和绝望的方式。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渴望，反映出即使生活相对快乐的人也会体验到的本质的空虚。那些我们眼中的“瘾君子”并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而只是身陷某个连续谱系末端的人，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发现自己也在这个谱系上。我个人可以证实这一点。“你在生活中常常一副饥饿的样子晃来晃去。”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曾这么说过我。在面对患者伤害性的强迫行为的同时，我也不得不面对我自己的这类行为。

这里只有对处于（由普遍的悲惨过去造成的）灰暗现实中的真实人类的真实需求的客观承认。我们可能（并且也确实）希望人们可以从缠住他们的魔鬼手中解放，并努力鼓励他们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我们对强迫任何人实现“心理驱魔”不抱幻想。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我们的大多数来访者会一直上瘾，并永远像现在这样，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上。

……

我也必须面对我自己对这些人的抵触。虽然我很想接纳他们，至少原则上接纳，但有些日子我会发现自己充满反对和批判，我拒绝他们，想让他们变得不像他们自己。这种矛盾是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我的病人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虽然由于我们之间明显的权力不对等，把问题都推给他们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容易。

当他们的苦难由于艾略特·雷敦（ Elliot Leyton）描述的那种“深植于加拿大社会中的，对种族、性和阶级的冷酷偏见，对贫穷者、性工作者、成瘾者和酗酒者以及原住民的制度化的蔑视” 所造成的社会排斥而与日俱增，我们又如何为他们提供慰藉？市区东部的痛苦从讨药钱的手里伸出来，从冷漠坚硬、耻辱屈服的眼神中流出来，从花言巧语的口吻和充满攻击性的尖叫中表达出来。在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每一次暴力行为和幻灭背后，都有一段凄苦潦倒的历史，一个每天都在增添新篇章的自传故事——并且它鲜少会有美好的结局。

作者这段自我反思真的非常非常能related……事实上是有这种反思的临床工作者也不多。

「在市区东部，这种医生与病人之间夸大的权力失衡还有一个更深的来源——它并不独属于这个区域，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曾被虐待和忽视的孩子正在生长的脑回路中，深深刻印着恐惧和对有权力的人的不信任，尤其是对照顾者的。很快，这种根深蒂固的戒心又被与权威人士（比如教授、领养父母、法务系统人员和医疗人员）打交道时的负面经验进一步强化。每当我话语尖刻、表现得冷淡无情，或者出于好心企图强迫他们的时候，我就在不知不觉间表现出了那些几十年前最初伤害和恐吓他们的权威者的特征。不论我的意图如何，最终总是导致痛苦和恐惧。

我并不总受制于这种盲目的模式，而是时好时坏，这取决于当时我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当我疲惫紧张的时候，尤其是当我在某些方面缺乏正直诚恳的时候，我就更容易麻木地评判，对他人进行主观的定义。在这些时候，我的成瘾病人会强烈地体验到我们之间的权力失衡。」

「现实是，在加拿大，这个“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乡”里，唯一一个让塞丽娜有些许安全感的地方，却是这个饱受成瘾、疾病、暴力、贫困和性剥削困扰的市区东部。

这一切令我谦卑。我为自己在助人上的无能而感到谦卑，为自己曾相信自己已经了解了一切的傲慢而感到谦卑。你永远无法了解一切，因为即使这些故事悲惨得再相似，市区东部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以一个独特的人为基点展开的。每个故事在每次被讲述的时候，都需要被听到、被看到、被作为新的故事来认可。我尤其因我竟然忽视塞丽娜作为人的复杂性和闪光点而感到谦卑。什么时候轮到我来评判她“只有成瘾药物能够缓解折磨”的信念呢？所有流派的精神教导都要求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神圣。梵文的神圣问候语“ Namaste”意为“我内在的神性问候你内在的神性”。神性？我们很多时候连面前的这个“人”都看不见。我有什么能够给予这个在过去 30年中承受了世代重压折磨的年轻原住民女性呢？我能给她的全部只有每天早上和她的美沙酮一起配发的一片抗抑郁药，以及一个月仅有一两次的半小时约见。」